就在孙可望和李定国，张名振等人斗智斗勇，你来我往的时候，清廷一方为了摆脱当前的军事困境，正竭力调兵遣将，重新构筑西南防线，汉人军阀的地位也因此再一次提升。
金砺所部大败,南直隶，福建，浙江三地的绿营野战精锐损失惨重，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广东方向的李定国，清廷一改之前要一举歼灭郑成功所部的策略，计划利用手中的郑芝龙等人，作为和谈使者，拉拢劝降郑成功。
退一步说，便是不能真的劝降,只要能够拖住郑成功，分化明军，避免福建被两面夹击，便也就足够了。
而尚可喜，耿继茂，线国安撤入福建之后，三人暂时拧成了一股绳，并打算以福建作为新基地，以谋求和确保自己在清廷中的地位。
这个时候，清廷正是缺兵少将之时，在召回了金砺之后，顺治皇帝原本还为福建的军务发愁，这会尚可喜，耿继茂和线国安三人主动请命，正和了他的心意。
随即，顺治皇帝便发来了圣旨，尚耿二人仍挂平南王,靖南王印,督福建，广东军政，线国安仍为广西提督，同时挂福建提督印，并让三人在福建当地招兵买马，维持福建十万绿营兵的兵额。
不过，其中的兵额分配，顺治则让三人自行商量，粮饷除了当地供应之外，全由中央调拨。
尚可喜，耿继茂，线国安手中尚有四千多老兵，而顺治虽然说话大方，但也不可能真的让他们在福建练出十万战兵来，所谓十万兵额，最终的战兵比例，能有三成就不错了。
毕竟,一个守兵一年所耗的军费不过十几两银子，战兵除了军响，战备,调拨开拔以外，抚恤和奖赏也十分惊人，一年下来至少要三十两以上。仅福建一省就十万战兵，这样的花费绝不是清廷可以承担的。
要知道，便是永历-大西复合政权，如今占据了西南六省，在孙可望的军垦统制战时体制之下，也不过二十一二万战兵，四五万守兵。八1
而且，清廷并没有在福建发起攻势的计划，战兵主要是作为机动力量，抵御和威慑来自广东的大西军和金厦的郑军，更核心的还是有足够多的守兵，能够确保援军来之前，守住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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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大战之后，顺治彻底听取了洪承畴的意见，以守代攻，主要防范明军从湖南往东往北攻打江西和湖北两个方向，并要借着地利，消耗掉明军的野战力量，然后再派大军反攻。
江西的地理位置实在太过重要，一旦江西有失，南直隶，浙江，福建都将危在旦夕，清廷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粮食和财税来源，所以顺治才会把他最信任，也最重视的宗室亲贵岳乐派往此地，负责江西防务。
屯齐在岳乐抵达之后，便率部返回湖北了，而喀喀木则是率部返回南直隶，以确保大后方的安全。
岳乐重新整顿了江西的绿营兵，向顺治请旨之后，将兵额由两万七千提升到了四万，不过全部都是守兵，加上岳乐自己带来的两万八旗兵，四万包衣兵，以及训练结束之后，将会被派来江西的一万新汉八旗，江西的兵力将会达到十一万之多，其中装备齐全的野战强兵三万。
为了提升江西绿营兵的战斗力，洪承畴还将白广恩，董学礼，南一魁等人派往了江西驻防，协助岳乐统制绿营。
而整个西南防线的重中之重，除了江西以外，便是湖北了，若是大西军控制湖北，一样可以威胁南直隶，还会威胁到河南，触及北方。
洪承畴经过数月的整顿，已经从全国各地调来了一万余绿营兵精锐，王辅臣，李本深，刘忠，刘芳名，高第，胡茂祯，陈德，张勇等旧明军，老汉奸们，全都集聚一堂，重新汇聚到了“老太保”，“老兵部尚书”洪承畴的麾下，堪称“明末汉奸大赏”。
洪承畴打算以此为基础，在湖北再训练两万绿营战兵，三万绿营守兵，加上屯齐麾下的近万八旗兵，近两万包衣兵，高第麾下的一万余绿营兵，湖北的防务力量也将达到十万级，战兵五万余。
原本，洪承畴还想在湖北训练一支水师的，但最后因为人员，将领和耗费巨大，军费不足的问题，只能放弃。
不过，这些当年参与了围剿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的北兵们和屯齐麾下的八旗兵一样，一时还难以适应湖北的气候，洪承畴只能让他们尽力训练当地招募新兵，同时加强了警戒，以防不测。
为了安抚这些来自各地，关系错综复杂的老牌汉奸们，顺治还给他们都在朝中挂了空职，清廷一下子仅仅是兵部侍郎就多出了七八个。
同样的，陕西方面，以吴三桂为首的关宁军，仍旧被寄予厚望，阿尔津，李国翰等满汉八旗由于兵力有限，或驻防西安，或随军监视，汉中前线兵马仍旧是吴三桂亲自督领。
而且，清廷还将一万陕甘绿营补充进了吴三桂的麾下，并允许其在当地征兵，恢复元气，为的就是防范和牵制四川的刘文秀大军，避免其再度偷袭荆州或郧阳。
而以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兵马为基础改编而来的陕甘绿营兵此时因为西南局势变动，正面临清廷的调遣和拆解，原左良玉部将，陕甘提督张勇被调离，陕甘总督孟乔芳又是汉八旗，而且如今因为军费问题，力主裁撤冗兵，又屡屡乞辞，使得陕甘绿营人心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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