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乐并没有要和大西军硬碰硬的决心，他见有数百骑兵由醴陵而来，北面又有一支明军突袭，担心部队损失太大，士气受到打击，便立即下令多尼断后，自己则带着主力沿河后撤。
由于事发突然,
南一魁见状，以为是明军主力到了，岳乐居然没通知他，也不管山顶上的那几十个明军残兵了，随即率部跟上。
不过，他还是让家丁抓紧砍了几十颗脑袋,
以便回萍乡之后对岳乐能有个交代。
等清军悉数溃退,
马宝率兵抵达陆长川等人固守的山丘之时,
其上的那面“陆”字大旗依旧矗立山顶。而大旗之下，只剩下了七个活人。
马宝孤军深入，清军又一触即溃，表现得毫无斗志，这让他不得不怀疑这是敌人设下的埋伏，派人联系到了另外一支在外演练，从侧面攻击清军的大西军之后，也不敢再逗留下去，随即领兵回城。
这支没有撤回醴陵，而是主动进攻清军的部队损伤也十分惨重，战死了四十多人，还有近二十个受了重伤，需要妥善治疗和休养的。
不过，相比于大西军的损失，清军南一魁所部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仅仅是战死失踪便接近了三百人，这支岳乐麾下目前唯一能成建制作战的绿营精锐士气遭到了极大的打击，短时间内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
而岳乐麾下的正蓝旗战兵，损失虽然不大,
可兴师动众，无功而返，狼狈而逃，也让他们的士气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军中甚至出现了畏明心理。
军队的士气原本就是靠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累积而成的，可大西军出滇以来，清军连战连败，如今又在有内应引路的情况下，夜袭都没有成功，这使得不少八旗兵失去了必胜的信念！
不过，除了参战的士兵士气低落之外，萍乡县以外的其他八旗兵，绿营兵收到的可是大胜的喜讯——“歼敌千余，战略转进”!
当然，大西军这边的宣传也毫不逊色，白文选报上去的歼敌数目经过孙可望的“微调”之后，个位数和百位数互换了一下位置,
总数翻了三倍不止,
更具鼓舞性,
陆长川和赵奎的“战神“之名也随之传遍全军，人尽皆知。
毕竟，这两人原本杀了二十几个绿营兵，现在变成了二十几个满洲兵，四十几个绿营兵，全军的歼敌数目也膨胀到了八百余。
而这些极有可能在将来作为珍贵史料流传下去的军报，或许也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到底有多假！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可望也开始把全部重心放到了第二次大反攻之上，借着这次岳乐夜袭醴陵的机会，他直接加速了这个过程，将大后方的内政大权重新转交给了内政大臣刘体纯。
而和当初的王夫之一样，一心潜伏在孙可望身边做卧底的张煌言则在孙可望离开长沙城之前，被任命为了“总管湘桂卫戍大将军”。
由此，在湘桂后方，刘体纯掌内政，王尚礼掌监察，张煌言掌军事的格局也彻底确立。
这种任命看的自然不是谁的功劳高，而是看谁的背后有山头，有切切实实的军政力量，就如同“军事内阁”一般，其中释放出来的政治意义远大于任命本身的意义！
不然，以张煌言的功绩和资历，凭什么执掌两省二十余府司，上百座城池的近两万卫戍部队？难不成因为他的道德水平比一般人高些？
孙可望可不想自己带着殿前军在前线和洪承畴拼死搏杀的时候，后方的大臣们心思浮动，张煌言代表的是永历和鲁王一系，他在高位，才能安抚得住这两派的人心。不至于像广东大战的时候，仗还没打完，就有人开始想着“讨贼”了！
孙可望虽然通过严打已经清洗了不少异见分子，但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央和州府的大臣，县乡受严打影响严重的，基本上都是贪腐太过肆无忌惮，或者身上背负了太多人命的。
毕竟，他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面前，把人全部换完，这对于基层统治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那正是决定大战胜负的根本！
因此，临近大战，孙可望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妥协，通过任命张煌言的方式，对那些惴惴不安的官员释放政策转变的信号，尽可能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消除掉所有阻碍大战取胜的因素。
而孙可望自己，也在大战开始之前，借着岳乐夜袭，内奸叛逃的由头，开始亲自前往殿前军布置在湘东各地的军营，亲自整顿威慑，处理严打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以孙可望的声威，他亲自来处理这些事情，自然没有人敢不服，更没有人敢消极怠慢，在他的眼皮底下阳奉阴违，不执行军令。这些可都是他带出来的兵将，没有他孙可望，他们都不会有今日的地位。
许多之前为了避免引发恐慌，没有拆散整顿的兵马，在孙可望的亲自过问下，开始拆分重组，革除了原有将领的影响。
而孙可望也借此机会，将重整的那几千兵马全部塞给了马宝，和马宝原本的数千人马合并，组成了“前军”，下辖一个混编营，一个战兵营，近八千兵马。
至此，永历-大西复合政权中实力最为强大的野战军团——“殿前军”的扩军和整编工作最终完成，总兵力超过六万，确立了“前后中”外加一军水师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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