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在取得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之后，永历皇帝已经被完全软禁，除了几个太监，便是服侍的宫女都换完了，朝中更是基本没了拥护之臣。而李定国，郑成功都只能偏居一隅，还得面对和孙可望争夺天下的压力，便是有心，也无力再管这个虚君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江西，湖北，福建各地的春耕也随之开始，新兵的训练同时在各地密集展开，钱，粮，人丁正从西南各地，通过一条条官道，水道，海上航线，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
不过，由于军队的巨大开销，武器装备，各地维稳，新兵训练等等，都超过了孙可望和大臣们估计，江西，湖北借着剿灭乱兵的机会，免不得又是一番杀戮，最终营庄的建设还是超过了计划的一大截。
但倚仗着强大的军力和深入乡镇的各级官吏，农兵体系，两地并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而且，和清军如今的横征暴敛，四处讹诈相比，孙可望对待这些乡绅就要好得太多了。
李定国在江西，福建的新收复之地，也学着孙可望有模有样地建立起了强有力的统治，效果颇为显着，而郑成功获得了商品生产基地之后，倚仗贸易获取了足够的军费，粮食则主要从潮州府等地购买。
郝尚久不过是一颗棋子，广东还是孙可望和李定国共管，郑成功虽然知道这样还是算不得万分稳妥，但并没有其他地方足以供应数十万大军及其家属的粮草所需了，他只能期望孙李相互掣肘，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如今，孙可望已经借助澳门的葡萄牙人，在东亚的海上贸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葡萄牙人原本在各方势力的沉重打击之下，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孙可望及时送来了巨大的贸易机会，使得他们重新焕发了生机。
当然，郑家的海上商队凭借着多年的积威和日本的关系，仍旧一家独大，但陈齐策在得到孙可望的明确指示之后，也已经开始以大明永历皇帝的名义，用册封朝贡为借口，插手通往琉球，日本等地的航线。
不仅仅是海外贸易，凭借着工坊的巨大生产力，钱庄，商社，以及正在恢复的各地商业，税卡，孙可望得已聚拢控制区内的大多数资源用于战争，使得他的军队成为了各方势力中后勤补给，武器装备最好的，在更加严格的训练下，战斗力自然首屈一指。
凭借着中央朝廷的强力支持，通达的水路，不断修缮的官道，各地工坊生产出来的产品几乎占领了每一座主要城池，在衣食用方面形成了强势的垄断地位，甚至还被大量走私到了清廷的控制区。
这些有官方背书的产品，民间的那些私人工坊除了在本地小范围销售，又如何竞争得过？仅仅是各地的税卡通关费，衙役的敲诈勒索，那些小作坊就根本承受不了。就算是本地关系广，人脉深的缙绅，到了别的地方，也无法和地头蛇竞争。
不过，孙可望并没有做得太过分，他只是需要为战争筹集足够的军费，并不是要摧毁民间的手工业，商业。所以广大的乡间，官营工坊并没有深入布局，配给站也只是在营庄之内。
这是他在经济问题上一贯的行事风格和行为准则：当初是为了战争的胜利，只能极尽压榨，如今境况变好了，若还是那样，最终获益的，只能是依附于这个体系上的官僚们。
孙可望可不想在这片土地上生生造出一个“东印度公司”来，把军队变成它的私产，对皇庄也没有兴趣。不过，他还是得让朝廷控制的资产达到一定规模，不然战后无法迅速投入力量，进行经济基础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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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城内的一处酒楼前，唐二升匆匆赶来。今日是陆长川牵头，专门组织了手下一群正在休假的军官和几个认识的军中好友聚会。
他们都已经接到了通知，五日后就要分批开拔前线，在军营之中必然没有现在那么自由。而且，那么多军官聚在一起，除了吃喝玩乐，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互通消息。
马宝所部原本不过一个战兵营，一个混编营，八千余兵马，如今扩张超过了一倍，变成了一个战兵营，两个骑兵营，两个混编营，近两万大军，若是算上战时运输辎重临时派遣的辅兵，那就超过两万了。如此规模的扩张，必然有不少人能够升官，而这自然就是今日宴席的最重要话题了。
唐二升原本还以为自己要靠着一年后的江南大战才能更进一步的，但现在听着传闻，以他的战功，足以在大规模扩军之后当上百总。换言之，唐二升极其幸运地搭上了这一轮扩军的便车，在孙可望壮大自己实力的策划中获得了额外收益。
不只是唐二升，便是陈安和关有福，也有这个机会，而他们的老上司陆长川更是有传言说马上要当上总兵都督，执掌近三千兵马的战兵营了。
唐二升此时心中满是说不清的激动，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居然就这样达成了。从当初的朝不保夕，随时可能丧命于兵灾之中的农户，到民夫，到战兵，到旗总，再到如今，短短两年时间，就好像做梦一样，自己就这样改变命运了，不再是一个任人宰割，毫无反抗之力的农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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