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秀和李来亨早在当初武昌大战胜利的时候，身边就开始有了主动投奔而来的谋士，而他们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加速朝着成为一个知晓周边局势，华夏千年历史的全能型封建统治者前进。
如今南明联军各部只是收回了关内的土地，或者说是除了辽东以外的汉地诸省，距离确保帝国安全和整体利益，或者说距离收复利益攸关的故土，还远得很呢。
古人也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反思历史的，有明一代在各大事务上的得失如何，什么是该吸取教训的，什么是该继续发展的，新朝都会充分借鉴。
如果抛开表面上的宣传，去一一对照，或许就能发现，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新朝，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都会更多地沿袭前朝的制度，思想，风俗等等，这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很大程度上不在对错。
或者说，统治阶级在某些方面是利益一致的，与百姓是对立的，只是碍于合法性，口头上承认不承认罢了。
历史本来就是复杂的，如果真的要全面分析批判，除了传统分析，还需要计量科学来辅助，或者说是用计量的思想，一一对应，严格控制变量，而非简单就某一事件或问题妄下定论。
想要还原历史的原貌，更是困难，因为它本身就是真与假并存的，人的认识更是主观的，偏见的。很多时候，只能看你相信什么，或者说你想达成什么目的。
换言之，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对历史的认识都是一种“建构式”的认识，但它又是在一定区间内偏移的，具有偶然性。
单就领土而言，有了满清这一大祸患之后，整个东北地区，都将是新朝最为关注的地点，初期的百万移民是绝对少不了的。这是刘文秀和李来亨两个属于这个时代的人，都能想得到，也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
而于此同时，进一步发展和朝鲜王国的宗藩关系，甚至孙可望这个来自后世的人，通过某种更为超前的制度，将其纳入新帝国的统治区，作为确保东北利益，制衡日本列岛的战略支点
至于北面，西北面，当初为了应对满清和俄国来自东面，北面，西面威胁而成立的三大蒙古部群松散联盟，如今基本上名存实亡，但这些地方，还有青藏，不夺回来，甘陕的安全就无法保证，漠南不完全控制，作为京师的北京，就无法保持必要的战略缓冲。
这些，都是明代留给新朝的惨痛教训，而军事科技的发展，使得蒙古地区失去了军事优势，十七世纪的生产力，拿下蒙古比十四世纪要简单得多。
其实，虽然孙可望打算在南京称帝，但这个新王朝的京师，将来还得是北京，不然便无法保证对东北，蒙古和华北的控制。
这个时期，从全方位的考虑来看，北京远胜于南京。
就算是汉人组建的王朝，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如果让民族失去了东北，华北，西北这三块地区，都是不可饶恕的。
其实说句或许不那么正确的话，仅仅几千年，无数文明和种族都不复存在了，保证民族的生存和繁衍，确保文明得以延续，其他东西才有可能。
当然，其中的方法和手段，就有待商榷了。虽然历史大半是血泪与杀戮，你死我活是常态，但发展文明，不就是要使得这一切受到制约，变得文明吗？
只是，很多历史上存在的东西都变成了代价，而华夏能不断壮大，甚至成为了东方文明的主体，还深刻影响衍生出了几个亚文明，给世界除了欧罗巴式的文明以外，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也确实是伟大的。
当然，如果有一天，如今百里无人烟的东北有了千万汉人，蒙古也在火枪火炮之下变得能歌善舞，西北的疆土更是得到了巩固，安南，吕宋这些地方都纳入了版图，朝鲜，日本成了一邦，那确实是南京更合适，这是因时而变的。
至于安南，吕宋，甚至马六甲这些地方，有了明代耗费无数人力物力财力，基本上汉化了云南，贵州，四川南部，使得抗清有了最后的基地，继续往南拓展，也将是明代为新朝树立的榜样。
而且，孙可望作为后世来的人，至少在新朝初期，很多事情都能定下基调，而更久远的年代，就不是他该考虑的了。很多时候，管太多了，反而不好。
不过，这些其实也是后话，孙可望目前还得先把关内的两京一十二省给真正统一了，那些东西才有可能。
“父王，儿臣觉得，无论最后如何，都得尽快架空二叔，除掉郑成功，否则就是后患无穷。”孙征淇听了孙可望的想法之后，随即直言道，事关他未来的皇位安稳，这件事上他可不能再样样顺着孙可望了。
“二叔性子如何，父王也是清楚的，他不可能真的服软，若是手中还有兵有权，哪一日生事还不知道呢，必须架空他，然后他把麾下的兵将分开，派到西北，西南这些地方开疆拓土，再不断以军官学堂培养出来的军官稀释之，三五年之后，晋王一系必然名存实亡。
郑成功城府极深，到时候迫于压力也可能妥协，但父王定不要信他，咱们一面限制阻断他郑家的贸易，一面扶持潮州广州的商人分润，同时再扶持郑家旁系，分化之。儿臣都查清楚了，郑成功当初是靠着各种手段才压倒家族众人的，想要往里面掺沙子，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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