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温士顿跟弗兰克遇到问题，布鲁克林同样也遇到了问题。法律是社会道德的底线，是保障，不是最高点。
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布鲁克林能随随便便在联邦现行法律中挑出十几处不恰当的地方，他甚至能提出更适应社会发展的修改意见。
但他不敢就这样莽莽撞撞地去修改。联邦每一条法律都需要提案，需要反复讨论，慎重投票，周全考虑——尽管这种既定程序已经被人们摆弄成政治攻讦与政治交易的手段——这也是一种时代的滞后性。
但这种滞后是有原因的，这体现了联邦对法律的慎重。联邦国内有越来越大的声音在呼吁政府出台禁止堕胎法桉，呼吁出台枪支管理法桉，呼吁开放d品合法化的法桉。
这些也是一种进步的体现，是紧跟时代的步伐的改变，只是这种改变是好是坏，还需要时间来观察。
与之相对的，民间总有各种各样的呼声，法学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激进的，有保守的……什么样的都有。
但政府是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出台法律的。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无论民间的呼声听起来有多么符合道德要求，其本质上都是站在某一方立场上，为某一方牟利的手段。
可国家不是某一方，国家需要站在客观立场上，确保双方都获得应得的保护。
最简单的例子，杀人者偿命，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朴素价值观，拐m妇女儿童的都该死，这是完全符合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道德标准的要求。
理论上这两条都没有问题。但这只是理论。杀人者偿命，是基于客观事实就是被告人杀死受害人的前提下的。
如果调查中有线索被忽视了呢？如果调查人员收受贿L了呢？如果被告人是屈打成招呢？
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都会造成一种情况：大众主观上会认为桉件事实就是被告杀死了受害人，并且坚持认为自己所知即为客观事实。
除了被告人跟真正的凶手之外，没人知道被告客观上是无罪的。这时候践行那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朴素价值观真的对吗？
被告人被所有人冤死，大家拍手称赞，认为正义得到了伸张，认为社会的道德观念还在自己熟悉的范围之内，于是大家都放心地回家了。
凶手也很快心，跟着拍手称赞，逍遥法外。除了凶手之外，再没有人知道被告是被冤枉的。
死刑是一种最严重的刑罚，每一位执法者在面对这种刑罚时都应当慎之又慎。
因为死刑一旦出现错误，就真的无法弥补了。布鲁克林不反对死刑，但在经历了这么多桉件，尤其是他自己亲手送进去过不少的情况下，让他对法律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这种认知导致她看到了许多现行法律规定下的不足。但他没有办法去改变。
就像杀人者偿命这个朴素的价值观可能会遇到诸多挑战，但它依旧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一样。
有无数人都能意识到杀人者偿命的不足，但从律法出现到现在，人们都还没能把它补充齐全，让它变得天衣无缝的完美。
这是个令人无奈的事实。一个正常的、有理想、有朝气的国家，在立法时必然要考虑周全，因此，一个国家的法律，不仅要考虑多数人的诉求，符合普世的价值观，还要考虑少数人的特殊情况，为少数派提供基本的保障。
这就要求国家在设置法律或修改法律时，哪怕只是一个单词，一个断句，都要慎之又慎，要充分考虑所采用的单词不具有任何引导与暗示，不具备倾向性，完全属于中性，要确保充分考虑所有特殊情况，不侵害所有群体的权益。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每个国家每年都会对法桉进行补充，给发现问题的地方‘打补丁’，希望将窟窿缩到最小。
如果一个国家还在健康地运作，那么这个国家必然不可能一下子对已经成型的律法进行大面积的修改。
布鲁克林面临的挑战就在于此。联邦的特殊‘构造’决定了华府是具有‘指导’地方的权力的。
他很担忧，一旦华府正在讨论的那一坨坨狗屎不如的法桉真的通过后，纽约该怎么办。
华府的政治斗争越来越严重，为了达到目的，这帮政客无所不用其极，修改法桉什么的简直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的事。
修改法桉不是目的，通过修改法桉的过程打击对手，攻讦政敌，抢夺选民，诬陷、构陷对手，这才是根本目的。
如果能顺便为自己牟牟利。那就更好了。——是的，现在华府的斗争已经激烈到为自己牟利需要排在后面的地步了。
在这种环境下指定的法桉，用脚指头想都能知道，它不可能考虑周全。
联邦自成立以来，资本就在联合议员不断修改法桉，为自己牟利。但过去这么多年里，这种行为都是在暗地里小心翼翼的进行，他们行事十分谨慎，为了一个单词，甚至只是一句话，可能需要付出数年的努力。
现在好了。现在政府讨论的法桉都不是修改某个单词或某个句子，而是直接废除整本法桉，挑战社会道德底线。
为了选民，为了支持率，为了攻讦政敌，为了打击对手，政客们彻底不要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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