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琼接了话头问道：“故而拟定官吏待遇法、采办法、改革衙署、鼓励工商、申明律例就是先分化之，进而推行赋役新法时，彼辈就无法同气连枝。势单力薄之下，依律办之便无大碍？”
朱厚熜赞同地点头：“天下事应对之策，莫不如将同道变得更多，将敌人变得更少。朕若不秉承此理，御书房内如何能如今日一般君臣一心？”
杨廷和等人神情复杂，当初保王琼他们，后来还把当初的“敌人”变成了新党，就是这辩证法的威力吗？
陛下说了，辩，就是思辨之、争辩之，为的是知；证就是实践之、佐证之，为的是行。
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知行合一。
不知道如果王守仁在这里，此刻会是什么表情。
杨廷和开口道：“今日颇有豁然贯通之感。陛下既早有此法，为何今日方才对臣等阐明？”
朱厚熜笑了起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放翁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开始试行新法了，卿等这年余以来面对朝野非议，有了亲身感受，此刻不是更容易领悟此法了吗？”
这话是一点都没错。
在朱厚熜心目当中，这些思想是多少人、多少教训渐渐沉淀起来的？空口一说，哪里就能被领悟？
再说了，之前的朱厚熜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威望——在这御书房内。
此刻，参策们只能都眼神莫名地看着皇帝，有如看着天人。
以他们的人生经历及知识积累，自然是识货的。
这一套学说，蕴含的思想之深邃，确实可以称得上一句超越先贤。
这个辩证实践法，也是大可用于国事，小可用于为人处世，甚至用于探求新知。
党魁身家性命及身后名已经与新法再不能脱离，杨廷和离了席位躬身行礼：“请陛下为此学赐名。”
“哦？要开始宣扬了？”朱厚熜看着他笑问。
“广东编审科则已毕。明年开始，广东要推行赋役分离、贫富共担了。严惟中去了浙江，费子充在四川，诸省虽不暂行新法，当可将新学问作为天下争辩之话题。”
杨廷和顿了顿之后说道：“私利便如陛下所言，人人不愿公开多谈之。此新学既现世，守旧之人必引经据典驳斥之。借学问之争，可轻易分辩哪些人是新法主要矛盾之主要方面。学问，毕竟是天下士绅安身立命之基。”
儒家让天下读书人只要研究儒家学问，就能通过科举与士绅阶层获得地位、积累财富。
如今官方要提倡新学问了，能接受、能适应的自然就是同道，不能接受、想办法反对的自然就是敌人。
严嵩想在浙江通过朝廷演的戏厘清当地利益关系，为将来做准备。
现在，杨廷和想通过新学问的争辩直接找出全国的新法敌人。
朱厚熜深深地看着他：“既然如此，卿等是否有改变科举考制之念？”
只有对科举露出想动刀的念头，那才是把这矛盾显化的最有力武器。
有新学问，科举自然会变。
那些顽固的士绅大族、天下还没有举人以上出身的读书人，全都得被波及。
算不算新法已经推行到全国？不算，因为下一科的会试是在嘉靖五年。
对新党来说，透露出这个念头就行了。反正到时候是不是真的会改，那要看广东的成效。
杨廷和回答道：“若有新学问，自当渐改科举。广东官员已足，自广东起，乡试可一年一次，考新学问。官吏待遇已有提高，将来若科举有成便俱可为官，天下读书人何乐而不为？”
若整个大明将来都像广东一样，那么天下官位将何其多？存世的仅仅一万三千余举人、三千进士如何能够用？
天下的吏员又一共有多少人？
这是古往今来未有的创举。
受损的，只是那一小部分跟不上时代的顽固官绅。
为什么好像能多方得利？
因为陛下已经给出了答案：万事万物都是在发展的，天下财富本来就谈不上是固定的。丘濬在《大学衍义补》里说了，财富是“资于人力”的。
人变多了，明白了更多物理、人理，他们的劳作就自然创造和积累着更多财富。
大明的国库日渐空虚，是因为财富都被藏起来了，藏在如今的官绅富户那里。
杨廷和为什么肯这么做？
先是木已成舟当了党魁，现在是有了一种开创历史、为天下读书人谋更多出路、还能为天下百姓谋福祉的使命感。
若能成，杨家流芳百世、地位财富都不会缺。他杨廷和，太庙、孔庙、史书都能笑着蹦迪。
朱厚熜笑着看他们，心里闪过这些念头。
“本想等万法馆于物理有所成之后再借新物之利宣扬之。”朱厚熜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既如此，那就由卿等与天下读书人争辩吧。至于名字，就叫实践学好了，其学问之法为辩证法。”
理学心学之后，大明只怕从此以这实践学为官学了。
新法怎么能少得了理论之争？现在旧党就是在费宏的“领导”下不断从理论的角度，从圣贤对治国之道的见解来抨击新党胡作非为、祸国害民。
费宏是知道有新学问的，所以现在显得新党难以招架——毕竟新学问还没有公之于世。
在被疯狂抨击了一年多“轻农重商”以至于世风将不古、“苛待士人”以至于教化将不成、“大坏旧制”实则是误国且弄权之后，新党雀跃着准备反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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