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汉代开始，百家就隐隐开始归一。
无论是墨家，还是法家，又或者道家的杨朱，其实并没有真的消失。
只是随着儒家成为王朝正统，又经历千年的发展之后。
这些家除了核心理念之外，其余大多都被尽数改造，变相成为了儒家的一部分。
如果在治学上，对于学说学派严谨一些还说得过去。
可如果治国上，还囿于门户之见……
那只能说，这人无论是学问，还是施政能力，都还不到家。
真要说，陈勤之在《谨始十事》之中的建议，不少还都和墨家提倡的节用、尚贤等等类似。
所以冯一博才说他“融百家所长，不会囿于门户之见”，自然也是有的放失。
“侯爷不用给老夫戴高帽子。”
陈勤之闻言笑了笑，又摆了摆手，才道：
“我虽无门户之见，却终究是儒门弟子，若是侯爷想借儒门圣人之名，行法家之事，老夫自然要斟酌一二。”
之前他还觉得，冯一博传播新学的方式是歪门邪道。
但此时结合更一步的言行，他已经有所察觉。
无论是以“君子之名”要求别人，还是所谓“小康”。
其中都隐约透露着法家一脉的行事风格。
以圣人之言作为准绳，以君子之诛作为手段惩治。
看似尊的是儒门，实则行的是法家。
而所谓“小康”就更不用说了，直接引用了法家的话作为阐述。
倒不是陈勤之不喜欢法家，而是大魏以“仁孝”治国。
说白了，就是以儒家的核心“礼”治国。
他当然不会吃什么激将法，因此不等冯一博再说什么，就又道：
“子曰：‘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这个“子”不是孔子，这句话出自儒家的另一经典《荀子》。
“礼”从西周开始，就已经发展成一整套用以维护统治的宗法。
相比之下，“法”产生的时代就晚了一点。
所以严格来说，“礼”甚至在很多时候还要大于“法”。
很多时候，不守“礼”同样算是犯罪。
而礼和法相悖的时候，往往是礼更胜一筹。
正所谓：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历代律法之中，都有“亲亲相隐不论罪”的原则。
甚至还有“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
这都是“礼”在“法”中的延伸。
冯一博闻言，却摇了摇头，笑道：
“窃以为，德以修身，法以律人。”
他认为，道德约束的是自己的，法律守护的则是做人底线！
“有法可依是为道，谨刑慎罚是为德，道德二者并行不悖。”
冯一博用道和德，来阐述法和礼的关系。
还说两者并不冲突，而且可以互补。
这样的比喻，让陈勤之不由微微皱眉。
可仔细一琢磨，却又觉得颇为贴切。
只是，贴切归贴切，他还是有些不能认同。
“大魏以仁孝治天下，自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严刑峻法终究要为天下人所弃，强如大秦，亦二世而亡。”
读书人就是这样，动不动就说始皇帝暴政。
除了总爱说秦朝“焚书坑儒”之外，还总拿“严刑峻法”说事。
然而仔细查证就会发现，焚书坑儒纯属胡说八道。
完全是始皇帝在统一天下之后，还想统一思想。
而他厚待的儒家，却对此反对极为激烈。
就连《史记》写的都是儒家反对郡县制，惹得始皇帝大怒。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可见，焚的是《诗》《书》，这事应该是有的。
但人家坑的可不是儒，而是术士。
至于所谓的严刑峻法，也在睡虎地秦简出土后得到了印证。
秦法一直处于修正之中，统一后算是严苛，却也是因时制宜。
之后的秦法，逐渐开始降低惩处力度。
说白了，任何朝代开国初期都是这样。
秦朝也只是乱世用重典，遵循的也是依法治国而已。
比如陈胜吴广二人失期，按照资料来看，类似的失期应处罚二甲，而非处死。
因为雨雪失期，更是会免于处罚。
所以就有一个可能，是两人利用下面人不懂繁琐的秦法，来逼迫大家一起造反。
甚至两人大概率都不是农民，不然哪来的姓氏？
就连司马迁的记录，也写的是陈涉吴广“世家”。
一般对于秦法的评价，都是“虽严且公，虽苛且正”。
秦法受时代所限，有其局限。
但后面的汉律，却几乎全盘接收了秦法。
这就相当于是在其基础上，更新的一个大版本。
当然，始皇帝的时候可能还好，等到胡亥的时候称一声“暴秦”也不为过了。
但这应该算是人的问题，而并非秦法。
硬要找秦法的毛病，除了时代所限。
还有更新的太快，传递的有点慢。
最为人诟病的，可能就是对违法者少了一点“仁德”。
那骂他是暴政的人，是不是因为要被秦法约束？
或者说，是因为秦朝统一天下而失去了特权？
所以听到这些，冯一博实在不能苟同，当即摇头道：
“法是死的，人是活的，与其担心严刑峻法，不如在执行和惩治的时候更加审慎，这岂非才是真正的德？”
他没有为始皇帝辩驳，因为几千年的偏见不是几句能解释清楚的。
所以，冯一博只能另辟蹊径。
他从依法治国之中，找出了可以用“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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