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不只是在这里，当代任何一个主要的大都市都是这样。甚至在对岸有些地方可能更严重，尤其是郊区，更可怕。在都市计划与都市设计来讲，“郊区”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你想要在一个人口非常稠密的地方孤立起来！很矛盾。所以我如果去对岸拍一个故事，场景应该会是在郊区，一个有可能更为疏离的地方。《美国美人》就是这样。”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顶级的对岸梦破碎的写照，把中间的人的幻灭酷烈无比的表达了出来。神中神。
“《恐怖分子》之后，您花了几年时间筹备接下来的《少年事件》，这是当代岛省电影的经典之作。您再次逼近极限，完成一部长达四个小时的电影。”
杨得昌又笑了，好像自己也是知道自己电影时长不断的样子。
“那个时候我知道这会是部很长的电影，但我也不知道到底会有多长。我也没有去设下限制说我能拍多长或是不能拍多长。我觉得，拍这部电影是我的责任，那个历史时期、那个事件是我完全见证的，我就是电影里那些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我见证了那整个过程。”
“所以您放了一些自传性的题材在这部电影里？”
“有一些，但最主要的还是当时我观察到的事情。我真正想要做的，是想在这部电影的结构里反映出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这部电影的关键，当然，是那宗谋杀。 ”
陈论想了想，这部电影还是不适合说，有未知的恐惧和大可怕。
“您拍电影到现在有二十几年，现在回头看当时对电影的希望、幻想与理想，您觉得有什么变化？”
“其实最觉得自己很幸运──“很幸运地不幸”。因为我在这个环境，所以我会了很多事情，为了完成我的工作我必须做许多事。如果我在另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可能会变懒，或是成为一个不那么完整的电影人。另外，因为拍电影是我喜欢做的事，所以我一直不觉得自己在“工作”，我一直觉得自己在玩！所以有人说我做的事情很好玩，我会说：“对，很好玩！”我一直鼓励年轻人，要喜欢做这个工作，就不会觉得这个工作很辛苦。”
“是的，我也这么觉得，只要喜欢，就不会觉得太辛苦，累是身体上的疲劳。”
陈论给杨导点上火，自己也来了一根。
“您拍了八部剧情片，其中至少有三部被认为是岛省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影片，包括《恐怖分子》、《杀人事件》，还有《一一》。您个人是否有特别偏爱的作品？”
“倒不会偏爱，因为每一次做电影，尤其在岛省，能拍到一部片子已经很幸运了，所以你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上面。就是有些觉得可惜的地方，也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努力，反而有些还蛮有意思的。现在回头看，我会觉得我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每次拍一部电影，都像是第一部电影。也不像以前有个电影工业，你是被指派去做某些计划，比如说大津安二郎、成濑巳喜女，樱花当时电影最蓬勃的时候，很多片厂导演都被指派做这部片子做那部片子，在那种情况之下，想做最诚恳、原创的东西就比较难，因为其他各种因素得放进来考虑。在岛省，我想每个电影人，包括现在那些想努力做出点东西的年轻一代电影工作者，都是尽其所能。能量也就是来自于此。说不定哪天岛省的发行能够支持了，这个东西反而没有了！现在跟以前最不一样的是，这个事业已经地域化了，不再存在所谓的一个地区电影。我一直认为，电影或艺术本身，其实并不关联到国族性，只关联一件事，就是人性。”
“对人来说，电影提供了与生活经验最贴切的东西，就像《一一》里有句话，小胖引用他舅舅的话说：“电影发明了以后，我们的生命延长了三倍。”我的感觉就像这样。所以我们做的事是提供观众一个可能的生活经验，但这个图像需要经过所有观众的检验。现在电影工业更加地域化了，以后会真正地全球化。我绝对不会觉得全球化就是星巴克跟麦当劳，电影很早以前就已经全球化了，由许多不同的文化组成。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电影节通常都是以国族来做分类标签，很多族群被特别彰显，我觉得有时候那反而充斥着偏见与不公平。对某部片子授予荣誉不见得表示对你的尊敬，反而可能是出自偏见。所以这方面更增加了我拍电影中不确定、未知的元素，让未知的元素更充满戏剧性”
“你明白了吗？”
…..
陈论晕乎乎的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杨导的说教还在脑子里吗环绕，虽然聊天的之后杨导不凶，还很温和和亲近，但是他的话却非常的有重量。
无论是关于他的电影人生还是他的经历，包括他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都具有着完全杨得昌式的感觉。
回到了房间，汤围正敷着面膜，下午刚买的，房间里面也没有了其他人。
陈论直接倒在了大床上，眼睛无神的看着天花板，颇有一种意志萧索的味道。
汤围自然是看在眼里，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聊个天回来，怎么就颓废了呢？明天可是戛纳的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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