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人口，兵马的限制与分割，工坊，贸易的分配，以及孙可望借助这些外力，要对新朝进行的制度改革和权力制衡，也顺水推舟，作为谈判条件了。
而与此同时，钱谦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也开始走动了起来。孙可望要在各省建立书院的消息早已经传开。在钱谦益，王夫之的努力，以及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的盛名之下，各省只要是稍有名气的文人，都想来参活一下。
当然，最主要的是，传言说若是成了书院的讲师，那可是直接授官领俸禄的，品级是不高，俸禄大部分也只有每月一两五钱，但是聊胜于无啊！
甚至于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赶紧进入新朝的体系之中，成为自己人，许多事情，可以慢一点，但这个要是慢了，位置可就都没了。
考虑到这一点之后，不少寄身于商贾富豪之家的赘婿和远房亲戚们，也在背后老丈人，好亲戚的资助下，开始了活动。甚至有的富商广撒网，资助了三四十个书生的。
钱谦益在长沙见识到了岳麓书院的巨大影响力，一想到将来南京新建的书院，影响力可能会更甚，便是一把年纪了，还四处奔波游说，想要过一把院长的瘾，在史书上留下大大的名。
孙可望计划在每个省都建立一个官方的所谓“书院”，其实也就是后世“大学”的模型了，历经五年改进的长沙岳麓书院便是模板。
当然，孙可望登基之后，还会通过欧洲传教士和派出旅欧使团，将西方的学科体系，以及文明成果搬运过来，取其精华，加速华夏文明的进步。
而“书院”也不仅仅是考取功名和钻研技术的地方。在孙可望的设想里，这里还应该是东方文明“科学革命”，“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策源地，为此必须拥有一定的特权。
“新设的那些书院里，真的可以结社？”
“胡说什么，那不是结社，那叫读书会，读书人的事情，怎么能叫结社呢？”
南京秦淮河畔的一家酒楼上，张煌言和黄宗羲一面看着正不断恢复生机的南京城，一面谈论关于书院的传闻。
黄宗羲曾经是鲁王一系的人，官至左副都御史，八年前还奉命出海去日本乞兵伐清，但并没有成功，然后便心灰意冷，返家隐居，不再任职鲁王行朝了。
只是，他这么也没想到，八年后，大明居然又回来了，鞑子最终也被赶回了关外。
当然，他其实也很清楚，这个大明早就已经不是以前的大明了，十几年过去，百姓心中，对所谓的大明似乎也没有什么留恋了。
不过，因为他和东林党人素有仇怨，因此和钱谦益也谈不到一块去，但被孙可望点名召来南京，张煌言又主动来示好，他也便和这个昔日的同僚，热络了起来。
至于为什么被孙可望点名请来，黄宗羲其实也不清楚。但这几日听到了新朝的各种改革传闻之后，他似乎又有了些明白了——自己的许多想法，似乎和这个从未谋面的孙国主不谋而合。
“那读书会有人数的限制吗？书院里出去的官员，岂不是和书院藕断丝连，难道国主就不怕他们结党？”黄宗羲试探道。
“如今这天下又不是他一人的天下，便是结党，他也阻止不了啊！”张煌言笑了笑，喝了一口酒后，又继续说道：“而且，只限于书院之中，若是出了书院，还敢结党，恐怕就没有那么好的事情了。到时候管你是读书会还是听戏会，都逃不掉督察司那些家伙的耳朵。”
“这倒是有趣，结社也能如此灵活，恐怕是孙国主担心局面到时候不受他的控制吧！”黄宗羲也笑道。
“不不不，这只是我的猜测，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但是看长沙那边的情况，应该也是大差不差了。”张煌言解释道，然后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又说道：
“王夫之也在南京，改日我摆个宴，你们也好好认识认识，而农可是很得孙可望重视的，他资历够老，或许孙可望提前和他说了。”
黄宗羲听罢，当即点了点头，然后又敬了张煌言一杯酒，两人的谈话随即又被他引到了其他方面。
一番畅谈之后，黄宗羲心中不免有了触动。在书院里面“议政论政”，甚至是影响朝堂上的决策，正是他所期望的朝堂改革方向。
且说，黄宗羲在哲学，政治上，许多方面的想法都要比王夫之激进许多。
而这个思想即将突破时代的文人，在不久的将来，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许多方面提出的观点，都是孙可望所需要的。这也是孙可望点名把他召来的原因。
比如：“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民主思想；
“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百姓的基本权利的法治思想；
以及关于宰相和围绕着宰相的各部门的重新设立，“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的官员制度思想
甚至是“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黄宗羲所设想的“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的舆论中心和议会机构，只是在具体的理论上，还不成熟。
在原本历史上，这些思想并没有存在的土壤，这些堪称伟大的文人，思想家关于晚明近几十年，甚至是华夏上千年历史的反思，并没能在社会制度变革方面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而如今，孙可望想要通过设立书院的方式，通过影响这些国家精英的方式，把这些思想火种保留下来，甚至随着文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改革，它们终将能真正影响，甚至是改变新朝的政治文明。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内忧外患俱在，集权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孙可望登基之后，真正要做的，不是所谓的民主，而是尝试初步的法治，或者说是局部的法-治，没有法-治，民-主便会毫无意义。
随之而来的，便是六部的改革，中央官制的改革，把“法”从皇权中独立出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如果无法保证“法”的逐步独立，那对皇权的限制，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而这也是孙可望妥协李定国，郑成功等人的重要一点。他们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毕竟，任何政治承诺都是不可信的，但是如果违背了道统，那问题就大了。在他们和他们手下谋士们的眼里，这不是“法”，而是可以遏制孙可望的“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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