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时代的官员来说，对于没有把握的事儿，大多会奉行“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理念，在没有上官命令的情况下，大多都会主动往外推，而不会给自己揽事。
涂泽民会怎么选择？
魏广德心中并无把握，他担心信中，涂泽民会把这事儿推到浙江或者广东去，毕竟两地还有市舶司的底子，做起这件事儿来自然方便许多。
没有马上拆信揭开心中的疑惑，魏广德只是把信收入怀中还是按照惯例先回后院看望母亲和妻儿，换上常服后这才到了书房。
在忐忑的心情里，魏广德拆开书信，入眼两段话就让他顿时放下了心。
信中一开头，涂泽民就表达了他支持魏广德的理念，即“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观点。
有了这个思路打底，魏广德当然就不担心了。
而之后，涂泽民又详细分析了福建的情况，大量引用原福建巡抚谭纶的看法，“闽人滨海而居者……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如果“一切禁罢……衣食何所从出……何不相率而引为盗也”。
看来这个涂泽民不是个迂腐之人，懂的变通的道理。
实际上能在朝中为官的人，大抵都明白变通，只是许多人把心思放到别处，比如如何明目张胆的捞银子，而少有把心用到处理政务上。
面对大明各地发生的各种情况，大多都是选择翻找前例进行处理，以为自己这么做就是四平八稳，不会出差错。
殊不知时代在变化，适合以往的政策在当今未必奏效，或者效果会大幅减小，直到将来会彻底失效。
不过魏广德最关心大事，还是自己上次提到的在福建择一良港尝试开海贸的建议，只是涂泽民信里的答复却让魏广德看的直皱眉。
涂泽民不反对择一港口进行尝试，但不认为开发试点就应该选择良港，几乎直接否掉了魏广德想在泉州开海的想法。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或集团想要发展，就不能闭门造车。
与外界接触，同他人交流技术心得，才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也同样是一个国家能始终强盛的必要因素。
实际上，古代多数王朝，都懂得与外邦进行往来。
西汉时期形成的丝绸之路、盛唐幻世下的多国遣唐使、宋朝设立市舶司来发展海外贸易、以及明王朝的郑和下西洋，都一次又一次论证了这个道理。
据《淮南子》记载，秦皇嬴政统一天下后，便多次派人进军岭南之地，因为当地的“犀角、角齿、翡翠、珠现”，都是他所需要的。
据《后汉书》记载：“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现、翠羽、犀象、琦帽、异香、美木之属，无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赔，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
不难发现，造成海外贸易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海外进口的独有货物，成功受到了豪门世家的青睐。
正是因为他们的追逐，才导致这些“舶来品“成为了贵族阶层象征身份的稀罕物儿。
到了三国时代，中国的航海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虽说黄河流域依旧十分重要，也依然是全国的忠心，但长江的战略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
孙权制定了“据长江保江东”的战略，不惜血本，大力发展东吴的造船业。
东吴强大的造船技术，也被孙权运用在了航海业之上。
在收复交州以后，孙权多次派人南下，其船队规模甚至高达上万余人，形式和郑和船队类似，都具有国家属性。
而关于台湾的记载，其实最早就出现在东吴的书籍当中。
东吴的航海业十分兴盛，曾经抵达过罗马、日本、越南、朝鲜、柬埔寨等地，并与这些地区展开了贸易往来，江浙一带产出的丝织品、陶瓷等物品，更是畅销海外，一度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到了唐代，以民间商贩为主的海上贸易逐渐兴盛起来，取代原来的国家主导海贸的形式。
商人获取利润，其缴纳的赋税也随之增加。
为此，唐代朝廷专门设立了市舶司制度。
不过，真正让市舶司发扬光大的朝代，还是在北宋，制度也相对完善，延续到之后的元明两朝。
而在北宋灭亡后，残余势力建立起来的南宋更加重视海贸之利。
因为地理原因，泉州的地位逐渐凸显出来，并逐渐形成了宋元时期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历史之所以选择泉州，也是因为泉州位于东南沿海，面朝大海，背靠大山，土地贫瘠，但是人口较多，自然条件严重制约农业发展，但适合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泉州的贸易提供物质基础。
也是因为看到这些记载，隆庆皇帝要开海，魏广德首先想到的就是泉州，他实在找不到比这里更加优越的海港。
当然，按照后世的见识，魏广德也考虑过松江府，也就是上海那个地方，依托长江水道强大的运送能力发展海贸。
不过当下这一切只能暂时停留在纸上，毕竟谁也不知道开海后的结果，魏广德清楚，论斗嘴可说不过同僚，特别是还有祖制这根大棒在。
裕王支持他，其实也是寄希望于开海可以根除倭寇生存的土壤。
大明朝这二十年，实在是被倭寇拖的疲于应付，要不怎么福建、广东造反那么厉害，一波接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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