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货物出海，或者夸克穷把南洋的大米运过来，在当前环境下并不困难。所谓禁海问题完全可以用“潜规则”解决。
后世常常把明清合起来称这段时期为明清时期，是因为这两个朝代相同点很多。有人就理解为明朝的海禁跟清朝的闭关锁国是一样的。
其实，两者有相似，也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明朝的海禁和清朝的闭关锁国，都是以防范敌对势力、巩固统治为主。
明朝初年，百废待兴，国内形势不稳定。对于开国皇帝朱元璋来说，强化集权是他的第一要务。
朱元璋实行海禁，短期目的有防范张士诚、方国珍余部来自海上的侵袭，以及倭寇、海盗对沿海的骚扰。
换言之，就是牺牲社会活力换取秩序稳固。这也是整个明代的海禁正策在正治上最基本的出发点。
老朱长期目的则是想跟元朝学习，由朝廷垄断一切海贸利润。
明洪武四年十二月，“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十四年十月，“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二十三年十月，“诏户部严交通外番之禁”；
三十年十月，“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
大明禁止的只是私人海外贸易，官方控制的朝贡贸易不受限制。
朝贡只是好听的说法，显得万国对我天朝恭顺，其实就是国与国之间贸易。
大明朝廷试图以此垄断获取海外商品的渠道。初期还管的严，后面慢慢就松弛了。
比如1485年，日笨进贡刀3610把，而使团另外所带用于贩卖的刀，则有多把，几乎是贡物的10倍。
大明对于朝贡国使者私下携带的物品，在处理方式上有没收入官、官买给价以及准予私下交易的分别。
人家傻了么会要你的宝钞废纸，自然都去私下交易了。
再者，大明早期对来华朝贡货物免征税，那就有空子可钻了。
许多外国商船都声称自己是奉使的贡船，比如葡萄呀、荷蓝都冒充过南洋和流求等国的使者。甚至大明本土海商从国外贩货回来，也冒称外国贡船。
到底是不是真的贡船，那还不是经办官员说的算？
朱元璋对来贡国实施怀柔抚绥正策，所谓“西洋诸国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
“厚往薄来”，看上去又是一种“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其实早期大明在朝贡贸易中是赚钱的，赚的还不少，只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才变成了赔本买卖，当了冤大头。
众所周知，海贸能赚大钱。
朝廷虽有严刑酷法，沿海民众为求生存，自然不乏铤而走险从事对外贸易的大商小贩。
比如，福建海商每年聚集“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广东民众也是“多挟峨舸入海与夷市”。
在沿海地区，大明官员往往接受海商贿赂，默许他们的出海行为。
后来朝廷一看这也管不住了，便因势利导，放宽海禁，顺便正好收收税补贴家用。
于是当时几大市舶司便不再禁止外商来华，国内海商也趁机浑水摸鱼。
由此私人海贸在半公开的进行，海禁基本废弛。
到了嘉靖皇帝，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跟文官集团斗气，强行申严海禁。关闭了广州市舶司之外的所有港口，禁止海民出海，销毁违禁大船，禁止私自贸易。他将朱元璋那套又搬了出来。
可是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让人尝到了甜头，已经形成的浙闽粤海商集团怎么可能轻易就范？
而且那些西洋商人也不可能放弃大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所以嘉靖皇帝的措施遭到明里暗里不少的反弹。
嘉靖年间，任两广巡抚的林富曾在奏疏中说：“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
这说明，来自市舶司的收入，在广东财政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于公于私，嘉靖皇帝都得罪了不少人。
断人财路有如杀人父母。那人家就要反抗了。
这种铤而走险发展到极致，就是海商们走向了联合，出现了以王直、徐海、叶宗满等人为首的武装海商集团。
嘉靖年间所谓的“倭寇”，大多是这些亦商亦盗的大明人。他们有正经生意时就做生意，闲了时就摇身一变当海盗。
走私猖獗，大小海船隔三岔五而至，皆满载海外货物。因为无法立即销售，辄赊沿海商家。久之，奸商相欺，拖欠货款不啻千万，被海商逼急了，则投身贵官家以避祸。海商久候不得，狗急跳墙，时有劫掠发生。
贵官家辄出危言胁迫地方官员，发兵伐之。海商大恨，盘踞岛中，勾结海上生计困迫的亡命之徒，时时劫掠沿海诸郡。
至有衣冠失职书生，颇为向导，于是王直、徐海、陈东、叶麻之徒，皆我华人，却金冠龙衮，称王海岛……
当时又正遇到日奔处于战国时代，那边在国内混不下去的鬼子，按照二百年来的传统，纷纷跑到大明来当海盗。
于是便如滚雪球一般，许多因禁海而生计艰难大明海商，因禁海而破产回不了国的西洋南洋商人，纷纷加入海盗队伍，成为声势浩大的“倭寇”——其总规模已经达到了上千艘船、七八万人之多。
事实上，十之七八的倭寇都是“假倭”，除了一部分原来便是海盗的，大部分是无法经商的海商和依附海商的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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