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年郑和下西洋并不是散财赚面子输里子，恰恰相反，仅从获利这方面讲确实发了财。
可最大的问题是下西洋成本由朝廷负担，可赚回来的利润大部分却被皇上收入了内库。官僚们非常不满，当然不愿意继续这种劳民伤财的行为。
这就是体质问题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廷理论上只是皇家的行正班子，天子奉养都应该由朝廷承担。但实际上，朝廷由官僚系统运作，具有自己的责任权力和义务，与皇权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制衡。所以皇家就要建立另一套独立的完全听命于自己意志的私人经济体系，也就是内库制度。
当年万历派出太监四处收矿税同样是为了充实内库，官僚当然不愿意，结果搞得一地鸡毛。很有意思的是，曾经反对矿税的急先锋叶向高在天启皇帝登基后所上的第一份奏疏中竟然写：我以前总是怀疑，皇帝富有四海为什么还要这样刻意地收敛天下之财呢？现在东虏发难，封疆突坏，举国之财不能继辽饷，不得不时时请发内帑，我才忽然明白了皇祖的深谋远虑。
不知道这是叶首辅高深的拍马屁功夫厚积薄发，还是他真的这样想。其实确实有些道理，因为官僚集团本身就是土豪劣绅的代言人，他们可不愿意多缴税，皇上通过朝廷收不到钱，只好另开炉灶走新路。
话说如果当初下西洋获取的利益归于朝廷，那么应该不会再出现“郑和之后再无郑和”的现象了。谁会跟庞大的财富过不去？
一群孔孟之徒都是捞钱的能手，到时可能皇上想禁海都会被朝廷股肱之臣们喷个半死，那么大航海时代或许将由大明提前一百年开启。
说起海运，不得不再喷一下大明。
漕粮走大运河从杭州到天津约要四五个月时间，若是从它隔壁的长江口出海北上，哪怕只用当前的旧式帆船旧航线半个来月都足够跑一趟。这效率高的不是一点半点。
明末也有人主张恢复海运，只是牵扯的利益太大，根本行不通。
“盖国制岁用南方米四百万石以实燕都。石费四金，因粮以治漕河又费石四金，岁费三千二百万金。”
这么一算，一石漕运大米的成本要八两银子。
而且还是平摊了花费较小的河南、山东等地漕粮成本，若是单论江南漕粮，毫无疑问成本会更高。
问题是这还没完，因为“及粮至京，恒少四分之一。”
少的那些不是损耗了，是“其故又以每石捐五钱为赂部科……”
也就是说每年漕运要提二百万银子孝敬朝廷大佬，少的那四分之一漕粮是喂了蛀虫。每石捐五钱，狠不狠，湖广大米在正常年景本来才四钱银子一石。
也许走海运同样免不了要孝敬，可是少了若干“中间商”盘剥，一石米到岸价只需二两银子，仍然远远少于漕运的八两银。
相当于每年能为大明朝廷节省两千多万银子。
有这些钱拿去给边军发饷给饥民放赈多好，甚至平推建奴都够用了。
所以崇祯大帝看到建议后一合计，海运好啊！有前途！
可是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的事情，想改变谈何容易。最终不了了之。
若干年后向崇祯帝提出恢复海运并且身体力行的人叫沈廷扬，跟徐光启算是老乡。不过这年头老沈家所在的崇明岛归苏州府管辖，老徐家的上海归松江府管辖。
曾经开创了元代漕粮海运的朱清同样是崇明人，其中一个原因是长江口这边特产四大船种之一的“沙船”。
这种船在宋代时称“防沙平底船”，元代时则被称为“平底船”，明代又改叫“沙船”。
沙船方头方尾，船身扁浅，平底的设计使得吃水较浅，在沙洲之间行驶如履平地，倘遇搁浅也是安然平卧，不伤船体。
而且船体宽大不只有利于稳，带来的是载重量也比较大，三五百吨不少见，甚至还曾有过上千吨的大船。
因为沙船吃水较浅，其抗横漂的能力是有限的，于是人们又发明了披水板——沙船中部两侧各设有一披水板，又称腰舵，使用时将下风的一边插入水中，以阻止沙船横向漂流。再加上梗水木、太平篮以及独特的大梁拱结构等措施，所以沙船的稳定性居诸船型之首，就算在七级大风下仍能抗风搏浪。
当然沙船也有其缺点：一是由于船头为平板，受水面积大，导致航行速度较慢，这点有多桅多帆解决；二是破浪能力差点，不大适合远洋。
所以沙船除了跑内河外，多用于航行海况较好的“北洋”，即长江口以北的黄海、渤海沿岸各地。
上海是沙船的主要建造地和航运港。清代上海港的沙船保有量超过五千艘，年货物吞吐量二百万吨，销售额可达几百万两银子之多。只是到了清末，上海沙船的运输生意被西方夹板船抢完了，遂衰落。原因一个是本地沙船要比鬼佬船多缴纳苛捐杂税；二是不肖子孙们居然失去了在侧风、逆风条件下航行的技术，简直把六七百年前宋代元代祖宗们的脸都丢完了。可叹！
明代上海自然比不上清代繁华，但沙船数量以及贸易额亦不小。
沈廷扬就是一位沙船帮帮主，手下有一百来条大小沙船，江南货物北上天津西到襄阳都有他的船只身影。为了经商方便他还捐了个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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