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当然。
王宽的岳父王安石针对诸多在变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面临着朝中各种反对势力士大夫们所提出反对意见，他均都将其强势打压了下去。
毕竟王安石作为一个无比强势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他变法搞了足足二三十年，并且因为王宽的存在一直强势压制着自己政敌司马光。
因此在这般情况下，无论如何，王安石都不可能会选择随意罢手以及对自己政敌轻易就选择宽恕。
再有此时宋庭国家正处于一个大变动时期，所有反对变法的人拿不出任何治国理政的经济方案，于是后来的宋哲宗在原历史上甚至不得不启用以贪官和奸臣着称的蔡京（原历史上的王安石女婿）等为首改革派，再次把国家主义推向极致，并毫无悬念转型为权贵经济。
而北宋王朝也正是在这么反反复复的折腾中，国力耗尽，直至公元1127年被北方金军破了汴梁，掳走了宋徽宗、宋钦宗而灭亡。
不过如今因为王宽的存在，宋朝历史肯定不会再走向这般结局。
不过无论如何，对于王安石这个人，无论是在原来历史上还是在王宽所存在的这个历史空间里，他身上终归是充满争议的。
一方面，王安石的确是一个才华横溢、诗文独步天下，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又是一个非常能干官员，很懂财经之道。
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不修边幅、不同人情的士大夫，还是一个节俭清廉，视国家利益为上的爱国主义者。
这里不妨假设一下，如果范仲淹的《条陈十事》，王安石变法均能继续走下去，从机遇上讲有可能药到病除，消除一个帝国的诸多沉疴隐疾，以无病一身轻的健康肌体继续走下去，有可能将中国文明成就一口气提前一千年，但假设终归是假设。
王安石变法在后世数百年，似乎很少提及，认识最多的反而是其诗文。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国家羸弱，民不聊生，一些爱国者再次思考变法图强的出路时，才再次想起王安石，后来伟人最为推崇的两位改革家，一个是商鞅，一个是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范仲淹变法一脉相承，都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胆实验。从制度创新层面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之前任何一次。王安石变法失败，给后世留下了很多阴影，导致后来华夏国家经济问题改革只剩下一个：“稳定”。
当然。
王安石变法失败，众所周知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其敌对保守派势力太强大。
然而除此以外，在另一方面，也多少是因为王安石所提出的新法本身弊病也是极大之缘故。
这里举“青苗法”为例，其内容为：每年青黄不接之时，由州县官府贷款给贫困民户，待收获时偿还，官府收取一定的利息。目的是抑制兼并，使民户免受高利贷者成倍盘剥之苦，同时也使国家增加一笔财政收入。可谓既利国又利民。
当时王安石在任浙江鄞县县令时，就曾推行过此法，深得民众拥护。
可是后来当他身为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此法时，则不但遭到保守派大官僚大地主的抵制，也引起了不少劳动人民的反对。原因何在？
这里首先原因是因为王安石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毕竟鄞县是个穷县，高利贷盛行，农民深受高利盘剥之苦，所以青苗法的推行使他们解除了这一痛苦，当然会激发他们劳动热情，促进生产力发展以此会深得民心。
可是，从宋庭全国范围看，首先一些经济较为富庶地区未必需要政府发放“青苗钱”，青苗法不加区别地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必然会带来一定消极后果。
其次，还是因为王安石也不小心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在鄞县时，王安石亲自调查了解，“躬通下情”，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资料。
因此，其制定的政策具有针对性，也较为灵活：百姓愿借贷官钱者可，不愿借贷者亦可；多借贷点可，少借贷点亦可。
可是当他在全国范围内都施行新法时，就不加区别地将新法的是否贯彻执行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首要标准：行新法者得奖升，反之必遭贬罚，于是，一些州县官吏往往迎合王安石，以多散钱币、多的利息为功绩。
甚至于有的官吏还干脆将所有民户按贫富分为五等，强行摊派：一等富户须借贷一万五千文，以次递减，最末的五等贫户也须借贷一千文。这样，富户自然不愿借钱偿息，即使是五等贫户，也往往是借时容易还时难。官府则一到收获季节，就督索催逼欠款，不容宽限。
同时再加上在这个过程中注定又有一些贪官污吏又乘机渔利，中饱私囊，这样，青苗法侵害了宋庭天下百姓利益，自然引起了普遍不满。
所以王安石当了宰相，就不愿意再亲自到群众中作调查研究了，只是靠听听汇报来了解一点情况。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从“躬通下情”变成了“不知下情”。于是乎，一批阿谀逢迎之吏，明明是“民间喧然，以为不便”，汇报时却偏说是“民无不便，皆欢呼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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