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传统法律中极为成熟和发达的刑法典，他们则当仁不让，对基本是移植和照搬西方法律的刑律草案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这一方面展示了他们对华夏传统刑法文化的自信，希望藉此能有和西方法律文化平等对话的机会。
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如果连这“最拿手”的东西都没有和西方平等对话的资格和机会，那华夏传统法律文化还有何存在的价值？斟酌、融合中西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这就是胤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按照常理，清朝官方和沈氏个人如均以中西融合为宗旨，则制定刑律时，传统法律资源中可供汲取者正多，又何必舍近求远，假手洋人呢？。
越来越多的迹象和材料似乎在证明，刑律草案对于华夏传统刑法典中有价值的规定，并没有能够很好的予以消化吸收而留存于新刑法典之中，而是“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并泼掉了”。
下面以《大清律例》中关于官吏犯罪和暴力性犯罪规定的积极价值被《大清刑律》废弃为例，说明草案编纂者对“本土资源”缺乏创造性转化利用。
而如何正确处理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的协调融合问题，是华夏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是晚清刑事法律改革以来的华夏法律大清化过程中的主要病因。
古代吏员犯罪有公罪和私罪之分，且私罪的量刑比公罪为重。
就法律条文而言，吏员的一切活动都纳入法律的规范之内，不但故意犯罪应受严惩，与职务有关的大量过失犯罪也一样惩处。
刑律草案大幅度调整了对吏员犯罪的定罪处刑，如与职务有关的大量过失犯罪不再科刑，官员的渎职犯罪被严格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对官员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也大大减轻。
对此许多签注提出了异议，如江西巡抚签注一方面认为，第一百六十四条聚众为暴行或胁迫罪中，缺少对官吏人身的特别保护，“伤害实行公务之吏员，岂可与凡人同论乎？”。
另一方面又认为，第二百三十五条吏员明知虚伪之事，实而据以制作所掌文书图样罪中，应规定过失犯罪处罚的条款，“吏员有办事之权，应负办事之责。
如有申告虚伪之事实者，若不查是非制作文书，虽非有意舞弊而制作错误，亦应负其责任。
况虚伪之事，所关甚巨。
今本案定为吏员不坐，与理尚有未协，此条应行酌改。”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草案第140条仅定二三等以下有期徒刑，两广巡抚认为旧律贪赃枉法之罪处刑甚严，可至死刑，草案量刑过轻，“将使墨吏罔知戒律，且之事日多，似于吏治不无妨碍”，它还认为草案第260条吸食粉档罪官民无别不妥，应该重罚官弁而轻责平民。
说的什么，懂的都懂。
湖广巡抚签注则对第一百四十五条关于告状不受理罪提出异议。
认为官员不受理举报，可能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因而应予以严惩。
“查现行律例告状不受理，如告谋反、谋叛不即受理掩捕，以致聚众作乱、攻城劫掠者处分甚严，所以杜萌乱而儆溺职。
现在沿江一带，伏莽甚多，或倡言革命肆无忌惮，设或有以此等事情告发，不即受理捕治，致生厉害治安，实非浅鲜。
本条罪仅四等徒刑而止，未免轻纵，似应酌量加重。”
但那时候的大清皇室，对以上修正案意见，全部没有采纳。
传统法律，固然给予了官吏，以各种等级特权和特别保护，但同时意味着，比凡人更加严格的要求和惩处，就此意义而言，传统法律下，官员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是相对公平的。
草案按照近代法律精神，剥夺了官员的各种等级特权和特别保护，同时也放松了对他们的要求，单就法理而言，这是在一个新的意义上的平等和公平，未尝没有道理。
但揆诸华夏历史与大清如今的现实来看，胤祥看到大清行政运作，从来就和西方有着极大的差异，如朝廷始终是大清社会的核心，官员的权力很大，而事实上很少受到行政法规的约束，如果再不在刑法上，就他们的犯罪行为规定较为严厉的惩处，完全有可能对大清、社会和百姓个人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而且纵观近千年来华夏官员的管理，官员的各种特权和特别保护事实上仍然存在，但比百姓更加严格的要求和惩处，却因法律的取消而取消，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平等和不公平。
要求普通老百姓个个须有“火眼金睛”，那百姓纳税“供养朝廷”又有何用？这是胤祥最不愿到的。
所以，《大清律例》中对官吏犯罪的规定是有价值的，它能有效的防止因官员渎职而产生的危害超出百姓可以承受的范围。
关于贪污贿赂的犯罪，国外发达国家的确很少用死刑来惩处，因为它被视为经济犯罪而性质不是特别严重。
但对于大清来说，由于各种原因，官员的此类犯罪很多，对社会的影响很大，从来都是普通百姓最恨之入骨的，不予以严惩就无法保证最起码的社会秩序。
现在的《大清律》里对于此类犯罪，还没有很完善的定罪和定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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